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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俯下身子听从心灵的召唤节能

2020年09月29日 11:09 来源于:静海财经网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

采访者:贾国梁

被访者:刘庆邦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 约会作家 栏目中,对这九位 十月签约作家 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然后作出对俱乐部和球员都负责的结果。。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 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是完全不一样的。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 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向南夫说,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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